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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百姓应向西方百姓学什么?

中国的对外交流,大多以官方形式开展,由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出访,参与学习交流,民间交流则相对较少。

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,于十年前才成立,而且交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和平裁军、社会发展、科学教育、文化艺术、医疗卫生、生态环保、民主人权、民族宗教、政治司法、企业工商、公益慈善、扶贫助残和妇女青年等领域。这些领域,实际上是政府职能涵盖或外化的范畴,所以,这种所谓的民间交流,不过是换了名头的官方交流而已。

根据我个人移民西方二十年的观察和思考,我觉得,中国不仅需要有独立的民间组织,更需要增加频率,拓展层次,加强与西方交流;因为东西方社会的互补性,绝不仅仅局限于官方,民间的互补性更大。

中国的普通老百姓,若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向西方百姓学习,培养独立精神,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公德意识,回归简朴,重塑国民性,那么中国便有了健康的大多数,一切腐败和不正常,就都容易改变了。

1、家庭信仰—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是社会稳定的基石。所以,东西方的圣贤们都很注重家规、家教和家风的培养与塑造。不同的是,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,宗法制度源远流长,人们对家人处世立身、持家治业的教诲和规范,主要是靠各种形式的家训,如颜氏家训、朱子家训、曾国藩家训等。

家训虽然对家族子弟在“修身”和“齐家”两个方面,起到了良好的教化和示范作用,在历史上也确实催生过无数贤达圣哲和仁人志士,但家训有两个明显的缺陷:

一是德行只施于家庭或家族内部,过于强调私德,而对个人在更大的空间,更广泛的场合,更深层次的社交活动上须有的风范和德行,则鲜少涉及。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家国体制,家即是国,国即是家,那么这种私德培养形式就会放诸四海而皆准,延续千年仍可用。然而,现在是民主共和时代,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每个公民都具有优良的私德,更需要大家有敏锐的公德意识。

二是家训有赖于家族精英的产生,如果家门不幸,没有人才,家训也就无从缘起,家规、家教和家风更是无从确立。而功名显赫的人物并不是每个家族,每个朝代都有的,所以,家训的教化作用在其广泛性和连续性上,还是极其有限的。

西方有悠久的基督教信仰史,每个大家族,甚至每个有历史的小家庭,都有一本《家族圣经》(《Family Bible》),或至于枕边,或放在案头。我居住的草原乡村,差不多每个农户家里都有。我还特意收藏了一本。

 

全社会仅以一本圣经教化民众,教材统一,教师统一(上帝是最伟大的老师),社会榜样和德行内容统一,培养和塑造的公民人格和品德也必然是统一的,由修身至齐家,直到治国、平天下,一脉相承,连续不断,有条不紊。不似咱们中国,孔子之后孟子,孟子之后朱子,今天树雷锋,明天立焦裕禄,后天又吹捧孔繁森,有人誉,就有人毁,最终让公众无所信奉,无所适从。

中国历史上既不缺修身的楷模,也不乏齐家的典范,可一论治国就他妈犯糊涂,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,国共两党一直都没能建立起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,到今天也没有跳出“治乱”的循环,更别提平天下了。

2、不宠官员——中国人都知道宠孩子不好,什么“惯子不孝,惯鸡上灶,肥田收瘪稻”等等。宠孩子需要物质条件,非富贵人家是没有条件宠孩子的。而富贵有见识的家庭一般不宠孩子,甚至比普通家庭更懂得培养孩子的平民意识和吃苦精神。中国社会普遍的宠爱娇惯孩子风气,主要肇因于独生子女政策,并非一直如此,家家如此,所以,这方面无需向西方借鉴什么。

倒是在对待官员的态度上,中国的普通老百姓,非常有必要向西方百姓学习。

其实,宠官员与宠孩子一样有害。西方的老百姓不懂中国式的孝道,但他们遵循圣经中的十诫律法,孝敬只对父母,不外延到官员,孝敬父母,为的是谋求自己在世长寿,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。

中国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,选拔官员曾靠“举孝廉”。可见,孝廉、孝敬和孝顺,一开始都是只对父母,不包括官员。父母官的原意是“以百姓为衣食父母的官员”。爱民如子,只有上帝才能做到,下帝(皇帝)根本做不到,普通官员更是相差千里之遥。所以,当官的把自己看成是老百姓的父母,这实际上是一种僭越和冒犯。

而老百姓把对待父母的心意和态度用来孝敬官员,把对待子女的溺爱和娇宠用来宠惯官员,让本该是儿子的地位服务员身份的官员,一下子脱变为独断专行的老爷,骄横跋扈的惯子。梁任公说,有什么样的国民,只配有什么样的政府。中国的可怜之人老百姓,其可恨之处正在于此。

信仰上帝的西方民众,眼里只有上帝,从来没人把同自己一样有罪的皇帝和官员当成父母,视为道德楷模,所以,他们在英国宪政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就不宠官员,进入民主时代后更是如此。发现邻居是贪官,他们会马上围着这家人扔鸡蛋、吐口水,羞辱你全家,让你无颜见江东父老;当官的若胆敢动用公权欺压百姓,百姓就会拥枪自卫警告你,甚至干掉你。

民强官必霸,这大概就是西方实行不了王道,只能推行霸道的原因。但列强之强,强在民众,这一点最值得中国百姓学习。习王反腐,实属儿戏,因为官员反官员的腐,等于鱼挑鱼的刺,虾拔虾的须。唯有百姓参与,就近家门,二十四小时监督,全天候管教,才可以从源头上杜绝腐败。舟行水上,是载是覆,当然还是由水来决定最好。

3、动手劳作——基督教信仰里有一条真理:人人有罪,人生来就带着原罪,唯有劳苦方能脱离罪性,减轻罪罚。所以,西方社会上至总统、总理、国会议员,下至红脖子、大裤衩百姓,人人都喜欢动手劳作,哼哧哼哧地干体力活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西方人家的车库里,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器具,或大巧若拙,或大拙若巧。

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很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,也曾有过动手的发现和动手的号召。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学院时就提出过“双手万岁”的倡议。共产党的党旗上也绣着镰刀和斧头,可他们掌权执政后,就只看重权力,不重视镰刀和斧头了。现在中国的普通百姓家里,私家车里,除了农具,几乎见不到有什么工具,平时务工或紧急情况下,全都是用手乱划插,穷对付。

精良的工具,不仅可以帮助做工事半功倍,而且可以诱导男人去工作,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。中国百姓都喜欢教育子女“人往高处走”、“誓做人上人”,全社会都贪恋钱财权色,鄙视劳动,这与工具的拙劣导致劳动的辛苦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所以,我认为,中西民间交流,首先应该交流民间团体的创立和工具制作经验以及手工技艺。

4、街头卖艺——街头卖艺,不单是一种谋生手段,它也是一种不错的宣传和创意形式。艺术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本身来源于生活,让好的艺术作品最终再回到生活中去,这既是对艺术的放生,也是对社会大众的回馈。

我们社会过去正常的时候,街头卖艺,包括卖唱、卖字、卖画等,也是随处可见的;中国民乐精品《广陵散》、《凤阳花鼓》、《二泉映月》等,许多后来流行的相声和戏曲段子,都是街头卖艺卖出来的。

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场、广场、桥头、大商场、地铁站、闹市口,经常有艺人在那里摆摊设点,牛头马面,嵇琴阮啸,干什么的都有。他们表面上是收钱卖艺,实际上则是在用优美的琴声或歌声,为紧张忙碌的人群舒缓压力调节情绪,为喧嚣而又充满罪恶的都市增添美与和平。最近几年,我见到有不少华人艺术家也大胆地加入到这个行列,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和骄傲。

教育最重要的一环,就是“Let me show you”;美育更不能省却“身教”的课程。街头卖艺在传播公共审美理念方面,与建造公园雕塑和大剧院的功能是一样的。美与善又总是联袂登台的。卖艺募捐,艺术家在创造审美环境的同时,也唤起了人们的善心,激发出观众投币捐款的善行,一举两得。

共产党政府看不到街头卖艺的正面意义,总习惯把街头艺人统统当成乞丐、刁民和别有用心另有所图之人,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,不惜对他们实施驱赶、取缔,真是愚不可及!

 

 

 

 

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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